一 政治理论中的“治”与“乱”

简单回顾中国经典

中国先贤们早已发现，国家只有两种可能的政治状态，一为治，二为乱。简单讲，“治”就是天下太平，“乱”是治的反义。当帝王权力衰微、中央管理混乱时，国家就会陷入乱世，就会外敌压境、内斗四起、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甚至亡国灭族。《论语》记载了一段生动的对话。子贡质疑法家代表人物、齐国名相管仲的品德。孔子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就是“如果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达到天下大治，我们早就亡国灭族了”。孔子怕乱、图治的心态跃然纸上。中国王朝更迭次数多，屡次被外族打败并奴役，乱世频发。所以思想家们穷经皓首，探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方略。

在诸子百家中，法家偏重为帝王出谋划策，儒家偏重为帝王教育老百姓。二者目的都是天下大治，都选择为帝王服务。他们不言而喻地认为，帝王是治世最重要的基石。法家商鞅认为，国家要治，帝王就必须壹民（统一思想）、弱民（国强民弱）、疲民（使民疲于奔命）、辱民（让民众相互检举揭发，失去自尊自信，生活于恐惧中）、贫民（让民众人穷志短）。法家韩非说， “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如果老百姓都富足、内心满意，怎么可能达到治世呢？韩非还强调“利出一孔”与“去无用”，就是帝王掌握全部社会资源，比如官位与财富。任何人要向上爬，必须获得帝王的肯定。同时让老百姓不想、不做对帝王没有用的东西，比如不追寻思想和学问。而儒家教育老百姓要“忠”，就是每个人都要对帝王“内尽其心”，永远为帝王着想，压制自己的个性与想法。

西方思想

在实用政治学方面，古代西方远落后于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理论都基于理想化的道德与哲学准则，远离实际。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文明经历漫长的重生过程。在最初的很长时间里，基督教主导社会，政治相对次要，所以实用政治学出现得晚。

图1. 意大利政治家和思想家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与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欧洲文艺复兴期间，马基雅维利在去世后出版《君主论》（The Prince, 1532），开创西方现代政治学先河。他研究现实中的权力争夺者们，包括君王、将军、贵族等，发现他们心中只有权与利，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不接受道德、信誉、法律、传统等约束。对社会大众，他们能骗就骗，能欺负就欺负。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家就应该如此，也必须如此，因为不这样做的人就会失败，被逐出权力场，变得对政治无足轻重。《君主论》是西方第一部分析现实政治的理论著作，其核心思想与法家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比商鞅、韩非子等晚了至少1,700年。

一百多年后，霍布斯出版《利维坦》（Leviathan, 1651）。利维坦本是《圣经》中提及的水中巨兽。它行踪不定，吞噬船只与乘客，凶残无比，令人恐惧。霍布斯认为，人本性自私、贪婪、残忍。在没有君王的原始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恨、残杀。所以君王的存在对大家都好。他必须像利维坦那样令人恐惧。只有这样，人才会服从他，才会停止互相残杀或仇恨。霍布斯支持绝对君权，就是君王在法律之上、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因为如果他接受法律约束，就不再让人琢磨不透，就会招来野心家们像马基雅维利指出的那样，把君主的局限当作弱点，利用之而自肥。于是纷争四起，人与人之间又开始残酷斗争、互相杀戮与仇恨。

图2. 左为原版《利维坦》的封面，其中君王身躯巨大，俯瞰微缩的城邦。右为《圣经》插图中的巨兽利维坦，俯瞰飘摇的小船。书的封面设计者很有心。霍布斯认为城邦中的老百姓看君王，应该像船中小人儿看巨兽利维坦那样，才可能让社会安宁、天下太平。

东西方殊途同归

东西方哲人们相距遥远，所处的时代与文化环境迥异，但他们的真知灼见相通。霍布斯讲的原始自然状态，其实就是中国先哲们笔下的“乱”。而霍布斯讲的、成功君主管理下的社会，就是中国先哲们笔下的“治”。马基雅维利揭示权力争夺者们的自私、残忍、和无底线，告诉大众一个社会变成乱世的机制。社会里总有很多潜在野心家，如果不受限制，他们就会相互恶斗，就将带来乱世。这就是孔子对自贡讲出的担心。孔子怕如果没有齐桓公的英明，那些华夏诸侯将搅得天下大乱。霍布斯认为，枭雄横行是自然状态，而天下大治很困难，所以君王要让天下怕，要不惜采用无德手段。这与孔子强调齐桓公“霸”诸侯、法家建议帝王愚民、辱民、贫民等意思相通。

为了戡乱图治，东西方哲人们都同意国家必须采用的谋略包括：

1. 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最高权力者，比如君王、帝王、或最高领袖。霍布斯严谨地论证这点，用词也比较现代。中国先哲们在这点上不言而喻。
2. 最高权力者必须在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直接违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常理。霍布斯严谨地论证这点。中国先哲们认为法从来都是君王的工具，当然在君王之下。中国老百姓最高愿望之一就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但不敢奢求“皇上犯法与民同罪”。
3. 最高权力者不接受道德约束，要敢于做坏事。马基雅维利与中国法家都直接教导君王做伤天害理的事。儒家劝说君王遵守道德，不言而喻地承认，君王不遵守道德是常态。历代中国帝王讲究外儒内法、儒皮法骨。他们按法家说的做，同时让儒家去骗老百姓。
4. 老百姓必须穷、愚、弱，才能保持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力量与信息差距足够大，政府才能压得住老百姓，社会才能安定团结。霍布斯为著作取名《利维坦》，形象地表达了君王对老百姓的绝对优势。《商君书》中的愚民、弱民、贫民、欺民、辱民等策略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结果。

很多现代人读《商君书》后觉得愤怒，骂商鞅邪恶。历史上，《商君书》被中国历代政府列为禁书，不允许老百姓读，但皇上一定要读。类似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西欧也长期被教会查禁，不许出版发行。骂归骂，读者们需要认识到，中国法家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只是实话实说。历史证明他们的学说符合现实。比如法家驭民术久经考验，是很有效的治国办法。政治包含高风险。天下治，很难得。任何君王都不会放弃行之有效的治国手段，也不应该放弃。因为放弃代表国家将陷入乱世、人民生灵涂炭。这是冷冰冰的现实，现实不可否认，现代人的愤怒与谩骂都无济于事。

二 洛克引入新社会状态

英国哲学家洛克于1690年出版《政府论》，跳出了“社会只可能在治与乱之间转换”的传统观念。他的理论总结和升华了清教徒在美洲殖民地及英国本土进行的民主共和尝试。

图3.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与他的名著《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690)。他是英国人，最具影响力的启蒙哲学家之一，自由主义之父，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政治学社会契约理论的代表人物，现代民主之父。

历史背景

我在《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1】中介绍过，基督教改革后，新教传入英国，带来广泛的信仰觉醒。极端派清教徒为了实践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并为世界树立基督教理想社会的榜样，自1620年起在美洲殖民地把新教神学家加尔文的社会思想付诸行动，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制度，其中没有君王或贵族，却总体和平，社会欣欣向荣。

图4.英国在17世纪的政治大事表

在英国本土，清教徒于1642年发动革命，也叫“英国内战”。战争一边是忠于国王查理一世的军队，另一边是忠于议会的民兵。议会军主流是清教徒，领袖是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清教徒，年轻时曾计划移民北美的康涅狄克，但没能成行。这场内战时断时续近10年，议会军逐渐取得胜利，在1649年处死国王并建立共和国，克伦威尔成为其首脑。共和体制延续到1660年，期间社会大致正常。

英国内战的导火索是国王与议会在税收问题上互不相让，但根本原因是清教徒的政治觉醒。英王与议会之间在税收上一直存在矛盾，只有这次酿成内战，因为当时英国本土清教徒的思想与北美清教徒一致，在虔诚追求信仰过程中，他们对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力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对自我民主管理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开始不满君王与官方教会的管制，于是爆发革命。所以这场内战也被称为“清教徒革命”。

克伦威尔在1658年去世，他儿子继位后表现不佳，高层政治出现不稳，小克伦威尔只好流亡国外。议会按法律程序邀请被议会处死的国王的长子，查理二世，于1660年回归，于是旧王室成功复辟。总体看这场共和实验，开始时英国人判处国王死刑、并建立没有国王的共和体制，打破千年传统，震惊整个欧洲。但英国人自己却很冷静，并没有太多革命狂热。共和体制出现问题，恢复王室变得最实用最合算，英国人就邀请王室回归，好似全不记仇。按中国人的心理标准，从革命、共和、到王室复辟的每一步都经过多方商议、权衡利弊、有法可依。期间有流血，但不多，可以说出奇地和平，简直不像是革命。

君主制回归二十几年后，英国在1688年爆发“光荣革命”。之所以叫“光荣”，因为基本没有流血。革命的原因还是基督教。17世纪下半叶，新教在英国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英国已成为事实上的新教国家，老百姓希望国王是新教徒。但此时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却是天主教徒。他是查理二世的弟弟。他们的父亲被处死后，詹姆斯长期流亡法国，成为天主教徒。但他太太是新教徒。他们的女儿玛丽也是新教徒。太太去世后，詹姆斯再娶，新太太是意大利公主，天主教徒，二人一直没有孩子。英国社会接受詹姆斯作国王，因为觉得他的统治是暂时的，他死后玛丽将继位。

詹姆斯与新教之间自然有隔膜和冲突，但矛盾一直处在可控范围内。1688年6月22日，王后生下一个儿子。英国社会马上意识到，这个新王子将是天主教徒，而且是王位第一继承人，顺序优先于玛丽。于是革命的阴谋开始运作。新王子出生8天后，在6月30日，7名英国最重要的贵族和主教联名向玛丽的新教徒丈夫、荷兰亲王威廉发出密信，邀请他入侵英国，取代詹姆斯。威廉自己也有正宗英国王室血统。他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外孙、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亲姐妹的儿子，与太太玛丽是表兄妹。同年11月，威廉帅军队登陆英国，英国军民中欢迎的很多、抵抗的基本没有，詹姆斯见势逃跑，议会于是立威廉和玛丽为双国王。

随后，在英国议会主导下，新国王批准1689年《权利法案》，标志现代君主立宪制诞生。从此国王只在礼仪上代表国家，议会才是国家主权实际持有人，权力凌驾于国王之上。 这种国家最高权力安排一直延续至今。

图5. 左为英国议会档案馆里保存的1689年《权利法案》原件，右为其主要内容。这是现代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值得中国人关注和思考的是，《权利法案》剥夺了英国国王的关键权力，严重伤害了国王的地位与荣耀。当时威廉以战胜者姿态进驻首都伦敦，从荷兰带来的大军就在身边。但是法案通过后他就接受了，并且之后一直遵守。不但他遵守，后来的英王们都遵守，没有哪个试图用手中掌握的军队重夺权力。这样诚实遵守契约，即使面对生死或重大权力和利益得失也坚定不移，并非所有西方掌权者都能做到，但很多做到了。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两千年前的刘邦和项羽没做到，孙中山和袁世凯也没做到，蒋介石与毛泽东没做到，当今的领导层也没做到。比如签约同意香港回归后50年政策不变，结果过了25年后就大变，而且公开不承认自己签过的契约。归根到底，西方社会严格守信的精神来自基督教信仰，因为《圣经》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契约，信神就是守信。

洛克和他的理论

洛克出身清教徒家庭。英国内战期间，他父亲是议会军里的一名骑兵上尉。成年后洛克成为议会领袖阿什利伯爵（Lord Ashley）的长期医生与助手，曾参与起草美洲卡罗来纳殖民地宪法。1683年，一个极端新教徒小团伙认为英王室与天主教关系太密切，密谋暗杀英王但失败。洛克与其中几位是朋友，因此被牵连。他逃离英国，侨居荷兰多年，光荣革命后才跟随新女王玛丽二世回到英国。洛克观察到清教徒在美洲和在英国本土的民主共和尝试，深刻了解基督教信仰在政治领域的强大力量。

洛克经常讲自己是唯《圣经》论（拉丁文sola Scriptura）新教徒。他很虔诚，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整个英国都很虔诚，所以他的政治学说完全浸淫在基督教思想里。他继承了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理论框架，但不同意后者的基本假设。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论述，如果没人管，老百姓不能活，所以只好找个君王奴役自己。《利维坦》出版后，英国经历十年共和制度，美洲清教徒殖民地的民主进一步壮大。洛克得益于这些新社会发展，认为即使没有人管，老百姓也活得大致正常，所以不需要接受奴役。

洛克理论的本质就是，人民与政府都应该像模范基督徒那样行为，平等、互爱、守信、和理性。基督教认为，神就是爱与真；基督徒都是兄弟姐妹，在神面前平等。《圣经》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合同，其中的《旧约》就是神与人在耶稣之前的契约，《新约》就是神与人在耶稣之后的契约。神从来守信，基督徒在信仰中接受守信的精神，训练自己守信的能力。洛克理论的可操作部分直截了当，政府与人民之间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分地位高低，一个统治、一个被统治，而要像两个好基督徒那样对待彼此，签一份基督徒式的合同，双方平等，谈判时都说真话，签约后都诚实遵守。此合同狭义讲就是宪法，广义讲是国家所有法律。

为什么简单的“说真话、守约”是基督徒式合同呢？因为在《圣经》信仰圈以外，在顶层政治斗争中，人们普遍相信与敌人或对手签约，目的只是迷惑他、外加争取大众舆论，只有傻子才真诚守信。所以聪明人谈判时自然说假话，签约后只要形势有利就马上毁约，所谓“只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无毒不丈夫”。中国历史上此类事情比比皆是，比如刘邦与项羽的鸿沟之约、国共在内战初期的多次停战协定、中国签署世贸协定等，都属于谈判时就没想要遵守、签约后马上背信的例子。在《圣经》信仰圈以内，政治上背信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比圈外少。基督教新教兴起后，《圣经》思想深入社会，守信精神进一步提高。

图6. 洛克的一句名言，“那些否定神存在的人不应该被容忍。各种契约是人类社会的粘合剂，但对无神论者们无效。他们在思想上否定了神，也就否定了所有契约。”

既然法律是合同，其中就包含给予和索取。洛克认为，人民放弃一些权利给政府，同时获得政府提供的安全与服务。但他又认为，神给予人生命、自由、和私人财产权。这几项基本权利神圣，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保护自己的，且不可以剥夺他人的，所以人民不能放弃这些权利，政府也不可侵犯。于是就有了矛盾。一方面，人民必须割舍某些权利才能换得等价的政府保护与服务；另一方面，人民又不能放弃基本权利。这个矛盾造就有限责任小政府。人民不能企望政府提供彻底的安全、或大量的服务，因为人民可以割舍的权利并不多。

对于英美等新教社会，洛克理论出奇地简单。人们很容易理解它，因为它就是把当时新教加尔文派对《圣经》的理解延用到政治领域。它实施起来也不难，因为它只要求人民和政府都做好自己的基督徒本分。洛克理论也不要求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合同面面俱到，没涉及的地方留给人民按基督教精神自主处理。洛克理论甚至没有明确要求主权在民，也没有限制政府类型。它既适用于民主共和制，也适用于立宪君主制，但不接受绝对君主制。因为绝对君主在法律之上，而洛克要求政府遵守与人民的合同。

在洛克时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还在尖锐争论，对《圣经》理解还有较大区别。但随时间推移，双方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早已互相接受，观点也多有融合。新教之于天主教，有点像相对论之于牛顿物理。新思想刚出现时都不被旧系统接受，但随人们理解的深入，新思想逐渐进入旧系统，变成其一部分，并推进其发展。历史证明，即使有程度差别，新教与天主教都能支撑起洛克式民主制度。对于基督教文化圈外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把二者看成一体，都是基督教，不需要强调它们的区别。

自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踏上漫长、和缓、但总体和平的民主化道路。直到1928年妇女获得投票权，英国才完成民主化，期间历时240年。美国在殖民地时代打下民主基础，1776年独立后着手起草民主宪法，首任总统华盛顿于1789年就任，标志民主化胜利完成。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英美的民主道路都以洛克理论为指导思想。这两地都是虔诚的基督教新教社会。洛克理论本就为这样的社会设计。历史也证明，独立自主的现代民主制度需要人民有虔诚的基督教信仰。

对于这点，美国国父们有深刻体会。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曾有段著名论述，“《美国宪法》只适用于信仰基督教并保持基督教道德的人民，它完全不足以管理其他类型的人民”。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美国宪法》需要人民有“足够的基督教道德来自我管理”，否则“只能依靠专制制度来防止自相吞噬与毁灭”【2】。美英在建立和发展民主过程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全世界推广民主，所以才有了日本、韩国、印度等非基督教民主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后者还需要持续接受前者的军事保护、思想输入等。没有外界扶持，非基督教国家能否独立维持民主制度，还是个没有被严肃回答过的问题。

总之，洛克之前的西方与中国哲人们都认为，社会要么乱，人民基本生存和安全都不保；要么治，人民得到安宁，却必须接受君王奴役。洛克将《圣经》精神引入政治领域，构想出第三种社会状态，人民既拥有生命与财产安全，又保住了自由，不受奴役。这就是洛克式民主。它其实是基督徒按《圣经》生活后产生的一种政治形态。它存在的关键条件当然是人民信仰基督教。洛克并不强调人民是国家主人，他的理论也接受君主制。但是后世成功的民主制度都基于他的理论，所以他被尊称为“现代民主之父”。

三 卢梭构想绝对民主，却造成绝对专制

洛克的《政府论》出版大半个世纪后，法国哲学家卢梭于1762年出版《民约论》，提出一套全新民主理论，号称比洛克的更彻底、深入和全面。从中国角度看，洛克理论在英美找到土壤，大放异彩，但距离中国遥远；卢梭理论深入中国，离我们很近，但很多国人不知道。

近现代中国政治一直在走卢梭路线。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着卢梭印记，比如无所不在的“人民”概念，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等等。如果深究，绝大多数国人的政治观点都源自卢梭，无论中共党内还是在民主派里，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最大等。但很多人即使读过卢梭的书也没理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本文将探讨卢梭理论的背景、基本逻辑、应用在现实中的效果、和对后世思想的影响等，这其实也是反省中国百年革命史、加深认识中国政治的一种方式。

图7.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他的政治哲学名著《民约论》（法语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直译为《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原理》），出版于1762年。

历史背景

当英国新教徒们忙于内战，建立共和，经历光荣革命时，“太阳王”路易十四正统治法国。他于1643年登基，1715年去世，在位72年，是世界历史上有确切记录的、在位最久的君主。他与清代康熙大帝同时期，两人曾有书信交流，互相景仰。路易十四当政期间，基督教改革造成整个欧洲战事不断，法国又与强盛的西班牙激烈竞争霸权，于是他追求中央集权，强化君主专制。他的名言是“朕即国家”。

总体讲，路易十四非常成功。在他治下，法国超越西班牙，成为欧洲无可争辩的最强国，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大发展，国家空前昌盛。法国首都巴黎城市建设实现大跨越，新街道与楼宇雄伟壮观，并成为世界文化、艺术、科学、哲学、外交和商业中心，被誉为“新罗马”和“世界的首都”。拿破仑曾赞美说，“路易十四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是他造就了法国在国际中的一流地位” 。但是，全面集权造成深层矛盾。在路易十四当权时，它们隐蔽于社会与人心深处。在他离世后才逐渐显现，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在政治方面，路易十四实行削藩政策，把原来有实权的地方贵族调到京城自己身边，让他们脱离封地与人民，再把听命于自己的官员派到地方主政。在宗教方面，法国自古就是天主教核心地区。在宗教改革初期，法国是新教思想的热点。伟大的新教神学家加尔文就是法国人，曾在法国有很多随众。本来法国实行南特敕令（法语Édit de Nantes），承认新教合法地位。但路易十四为了统一人民思想，废止南特敕令，要求全国人民都信天主教。同时他让高级主教们参与政治，拉近教会系统与政府的关系，让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法国教会的财务一直不能独立于政府。总之，路易十四把法国绝对君主制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造成法国老百姓表达政治不满的渠道远比英国老百姓少，这种社会大格局一直延续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

图8.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右为他的塑像，位于巴黎卢浮宫广场。

卢梭与他的时代

卢梭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大天才，在政治学、哲学、教育学、文学、音乐、歌剧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但像很多天才一样，他也有巨大的人格、道德、与思想缺陷。这些缺陷直接影响他的政治理论。

路易十四在位的末期，卢梭出生在日内瓦的一个中产阶级新教家庭。他母亲在生他后不久死去，父亲在他幼年时因躲避官司逃逸，让他不得不在15岁时离开故乡到法国谋生。他先被贵族妇女华伦夫人收留，成为她的仆人和干儿子，后来却变成她的情人。那年卢梭20岁，华伦夫人33岁。在这期间卢梭自学成才，并皈依了天主教。他极端聪明，在很年轻时就出版书籍，在学术界大放异彩，成为名人。

卢梭在33岁时遇到了他的长期女朋友，两人生了五个孩子，却都在卢梭的劝说下送进孤儿院，不知所终，一般认为都夭折了。卢梭认为他的女朋友笨，两人一直没正式结婚，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曾举行过一次婚礼，但不具法律效力。卢梭后来成为世界知名儿童教育专家。他的批评者们，包括伏尔泰，就拿出他逃避抚养亲生孩子的事攻击他。简单讲，卢梭非常有才华，在著作中教导世人如何爱、如何教育孩子、如何组建理想社会等，但他也非常冷血、无德，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理解自己讲的那些大道理。

在政治学上，卢梭与洛克有两大区别。洛克坚决维护基督教，认为私人财产神圣；而卢梭排斥基督教，仇视私人财产权。卢梭身边的社会环境与他的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思想。天主教是法国国教。天主教会要求普通信徒完全听从牧师教导，不可有自己的见解，不鼓励争论或质疑，甚至不允许自己读《圣经》。所以法国人普遍不熟悉《圣经》内容，也不感兴趣。觉得宗教是一种社会习俗和政治管理手段，而非自己内心炙热的信仰。基督教之于当时的法国人，类似马克思主义之于今天的中国人。

图9. 大革命之前，法国人心目中的教会与政府。法国一般老百姓把教会和政府看成同伙，都压迫人民。相比之下，英国人把基督教信仰看成自己的一部分，在与英王的斗争中把自己所属的教会看成同盟和依靠。国内朋友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论的影响，常误以为法国第一与第二阶层很富，第三阶层很穷。其实不然。当时最富裕的人，包括工商业人员、律师、银行家等，都属于第三阶层。第一、第二阶层有权力与地位，俸禄依赖政府，都来自向第三阶层收税，所以被看作压迫者而遭憎恨。但大多数政府俸禄非常低廉。卢梭曾为法国大使工作，薪水很低，而且经常被拖欠。极少数位居高位的教士与贵族俸禄高，但也不及富裕的商人。

卢梭接受过基督教基础教育，但远谈不上信仰坚定。他有一些关于神与宗教的想法，但都像是随便拍脑袋得来，经不起推敲。比如他在《民约论》中谈到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本质就是把宗教看作政府统治人民的工具，思路很像今天的无神论者，不懂得宗教成为工具就不再是信仰了。在他的政治理论中，有些地方明显受到基督教影响，比如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也有些地方与基督教直接矛盾，比如他说，“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好的，社会的邪恶腐化了人”。这个“性本善”论是他的基本观点，他的政治理论与教育学理论都基于此，影响至今，却明显违反基督教义。《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无论在自然状态还是在社会中，人心里都有邪恶。《圣经》对此有深刻讨论。卢梭并没有驳倒《圣经》，而是完全无视，自己想当然地下了结论。

卢梭时代的法国，社会等级化严重。地位最高的贵族们聚居在巴黎，远离自己的属地与人民，不承担严肃的社会责任，却过着奢华生活，让老百姓觉得不公平。很多像卢梭这样的巴黎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欣赏自己的贵族来讨生活。卢梭游走于权贵之间，从未靠做生意或从事生产赚钱。他不知财富是人靠革新、发明、勤奋劳动创造出来的，总以为钱都来自社会分配。因此他憎恶私人财产权，认为那是社会不公平的根源。

作为对比，洛克所在的英国信奉新教，普通人都研读《圣经》，有自己的见解，并把教义用于生活。英国贵族大多与自己的属地人民关系紧密。贵族们有实在的责任，直接参与财富生产，所以懂得私有制对创造财富的关键作用。在启蒙时代，英国思想家们几乎都坚信基督教、拥护私有制。而法国思想家们，包括大名鼎鼎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却都排斥基督教，与卢梭类似。但在私有制问题上，法国哲学家们意见各异。

卢梭理论

十七世纪美洲和英国的民主成就震撼整个欧州，自然受到法国社会强烈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法国也限制君权，建立民主，社会进步。但洛克民主理论似乎不适合法国。简单讲，洛克认为社会可以依赖普通人心中的基督教信仰来保持正常运行，不需要无限权力的君王。法国实行君主集权，国王势力深入社会每个角落，整个法国都依赖君主，教会也缺乏独立性。法国宗教传统深厚，但止于表面，人心中并没有坚定信仰。因此法国人不觉得可以走洛克路线摆脱绝对君主。

于是卢梭理论诞生了。他构想的民主社会不需要君主，也不需要基督教，完全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上。西方社会理论都以人的灵魂为起点。洛克接受基督教对灵魂的理解，他的政治理论是基督教思想的延展，因此他无需特别谈灵魂，只需要谈政治领域里的问题。卢梭抛弃基督教，所以必须重构基本人格。他认为人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然情感，来自人的动物本能，可分成三类。

图10. 在卢梭理论中，人的情感是人的根本与原动力，也是社会的基础。情感的本质是自然的，动物性的，不依赖于基督教。

卢梭继承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模型，也认为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契约关系。在卢梭理论中：

1. 原始自然状态：社会还未形成，人与人之间只有少量接触，自然资源足够每个人基本生存。人只有两种情感，自爱与同情，攀比心不存在。私人财产权概念也不存在。
2. 旧社会：社会激发人产生第三种情感，“攀比心” 或“私心”，让人变得残忍、嫉妒等，滋生社会丑陋现象。 私人财产权让人与人之间不平等。
3. 理想社会：“普遍意志”主宰一切，包括重新分配私有财产和改造人心。每个人必须服从普遍意志，让普遍意志占领自己内心，挤掉“攀比心” 或“私心”，于是所有社会弊病不复存在。

“普遍意志”(法语volonté générale)是卢梭理论的核心。它是全体人民作为整体的意志，体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梭理论被第一次用于实践。革命者用“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称呼普遍意志和共同利益，大概因为前者更通俗易懂、更具号召力。巴黎街头革命者还建立“人民法庭”，强调“人民权力”，并以“人民如何如何”作为政治行动依据等。这种把“人民”抽离具体的人或人群、再当作至高无上的政治借口的做法，被后来的苏共继承并发扬光大，后来又从苏联传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

卢梭式民主的目的就是实现普遍意志，包含两个基本步骤：

1. 人民必须绝对掌控政府，以保证政府反映人民意志。办法是直接民主，每个公民直接参与决定每一条法律是否实施。
2. 政府必须完整贯彻普遍意志，办法就是政府全面控制政治与人心。

卢梭追求绝对民主，就是人民掌管所有国家事务。比洛克更进一步，卢梭明确提出“主权在民”。其办法直截了当，人民意志完全控制政府，政府完全控制社会与人心，于是人民控制一切。或者说，他追求的是人民对自己专政。其中第一步，直接民主，保证人民是专政的主体；第二步，政府掌管一切，则要求人民被专政。他认为这样的制度保证人民真正做主人，是最彻底的民主，比洛克构想的社会更民主。

关于直接民主，卢梭不满足于洛克的温和民主理论，也就是英美那中强调人与人之间谈判、妥协的代议制民主。卢梭写道，“任何未经过全体人民亲身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不能称之为法律。英格兰人自以为自由，但那是严重错误的。他们只在议会选举期间是自由的，选举结束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如此享受这种短暂的自由，表明他们不配自由，连这点短暂自由也将失去。”

关于普遍意志的权力范围，卢梭强调它必须掌管一切。法国长期施行中央集权，并因此强盛。法国人民早已习惯、接受并实际上崇尚集权，不像英国人那样全社会怀疑君王、推崇权利分散、相互制衡。英国式的权利下方，需要老百姓有相应的责任心和政治技能，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卢梭顺应了身边的社会大局。他的理想社会继续中央集权，只不过集权的载体是体现普遍意志的政府，不再是传统君王。他觉得人民政府与君王有天壤之别，但我们想想看，君王的政府和人民的政府都是人，有同样的诱因与能力声称自己体现普遍意志，然后追求私利、违背普遍意志。

卢梭尤其强调普遍意志要掌管人心，也就是政府要控制每个老百姓的思想。他认为人民共同利益并不是个体利益的总和，而是人民作为整体的利益；普遍意志也不是个体意志的总和，而是从人民整体角度看问题时的意志。卢梭要求每个人都“换脑筋”，不再从个人角度看问题，而是每时每刻为普遍意志着想。这与儒家的“忠”相通。卢梭要求每个人对普遍意志“内尽其心”。他有段令人胆战心惊的名言，“任何人拒绝服从普遍意志，人民作为整体要强迫他做到”。文革时有句流行口号，“狠斗私字一闪念”，是同样意思。苏联肃反时期、延安整风时期等，人们也强调这个观念。其理论来源都是卢梭。

卢梭的普遍意志是人的意志，所以没有客观标准。它又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那么它是什么呢？这必然招来意见不合。同时卢梭要求普遍意志直接掌控一切具体事务，不分巨细，于是在追随卢梭主义的社会里，政治纷争永无休止。基督教也面对类似问题。神也是一种精神或意志，也不是任何个人的精神或意志。但耶稣说,“凯撒的鬼凯撒，神的归神”，让基督教只掌管人心，远离具体政治，让人在神的精神指引下，考虑具体环境，自行处理，从而避免或缓和了这个问题。在接受耶稣千余年后，社会再追随卢梭，是一种倒退。

卢梭要求社会大同。如果人们都成功换了脑筋，那么人心里都只有同一个普遍意志、没有私心了，人与人之间也就没区别了。财产肯定需要被重新分配，私有产权要被取消。卢梭以敌视私有制著名。他满带嘲讽地写道，“一个人圈起一块土地，对自己说‘这是我的’，然后让其他头脑简单的人们相信他。这个圈地的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立者。现在如果有人拔起那些被圈起来的土地的围栏，填平分割私有土地的沟壑，然后告诉大家，‘不要听信那个圈地的人！土地的产出本属于我们所有人，没人可以私占地球！’这个说话的人将为人类省去多少罪恶、战争、谋杀、恐怖和不幸啊”。

卢梭的社会大同观念很极端。他把社会存在小集团，比如基于民族、语言、或地域等形成的党派，或人保留个性，无论是思想上的，比如政治见解不同，还是外在的，比如吃饭穿衣各有所好，都看成民主理想的失败。在他的设想中，每个人都时刻想着人民，不允许现代社会常见的专业化。他说，“只要公民们不再把服务公众当作主业、宁愿出钱来躲避亲身投入，那么国家离崩溃就不远了”。这个想法后来催生出乌托邦公社的概念。文革时不但农村、城市里也搞公社，或叫“社会主义大院”，就是实践这个想法。

卢梭理论呼唤全面革命。他要求人心完全跟从普遍意志，而基督教要求人心跟从神，二者不可兼容，所以实践卢梭理论就必须抛弃基督教，推翻基督教会，改造基督徒的内心。他又要求政府完全跟从人民意志，不能保留自我，所以政府里不能有传统君王或贵族，旧政治制度要被彻底推翻。这就是为什么卢梭主义者们都强调革命。我们熟悉的《国际歌》里有句话，“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就是源于这种思想。作为对比，洛克只要求政府与人民平等协商、签订有限宪法，然后双方都遵守。法律外双方都可以保留自我，没必要废止基督教或推翻君王。洛克不要求革命，但革命是卢梭理论的必然结果，法国大革命证明了这点。

四 法国大革命带来乱世

华盛顿于1789年4月30日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标志美国民主化胜利完成。消息传到法国，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各界。不到一个星期，法国大革命于5月5日爆发。此时距《民约论》出版已27年、距卢梭逝世已11年。

很快，革命群众控制了国王路易十六，新生的革命政府开始主政。按政治立场，法国人粗略分成三派：

1. 保皇派: 支持国王、天主教、与旧制度，成员主要是旧贵族、神职人员、和广大农民；
2. 温和派: 支持英国式民主，希望社会稳定，成员主要是大城市精英平民；
3. 极端派: 要推翻一切，成员主要是巴黎下层市民，但领袖是一小批极端知识分子。

很多朋友受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影响，常把法国大革命看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派之间的斗争、把底层民众想成无产阶级，其实不然。当时工业革命还在萌芽状态，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还不成气候。比如极端派中的巴黎底层市民大多是小摊贩、手艺人、小生意人等。按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

最初两年里，革命政府里温和派与极端派共存，很多政策走英国路线。比如公布了著名的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并通过《1791年法国宪法》。此宪法采用君主立宪，保证公民的政治自由、财产安全、与宗教信仰自由等，但在现实中没有真正落实。尤其关于宗教信仰方面，政府强烈迫害教会，逼迫教士们效忠政府而非教皇，直接破坏了社会的基石，造成形势一片混乱。前面讲到，法国长期中央集权，基层早已习惯于听从命令，没有自主决策能力。法国人又缺少对神的深入理解与虔诚，不能像英国人那样靠信仰自我管理。革命同时击毁王权与教会权，再加上外敌压境，国家面临全面崩溃。

革命领导层出现严重对立。温和派认为革命过头了，极端派认为革命得不够。极端派的主流是雅各宾党人，领袖是罗伯斯庇尔。他们相信卢梭理论，辩论时手里挥舞《民约论》，认为以前的革命手段太软弱，造成很多法国人没有真正接受普遍意志，所以革命处于失败危险。最后极端派胜利，温和派被大批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急剧左转，从温和阶段跨入极端阶段，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时期开始。

图11. 法国大革命的三个阶段

图画里的乱世

各国中学历史课本都讲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政府把国王路易十六与王后送上断头台。很多人误以为革命中被杀的都是贵族和上等人，其实不然。大多数被杀的人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只是他们没有显赫的地位，历史不重视他们而已。那时还没有照相术，好在一些艺术家用画笔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大革命期间，各地都有、但主要在巴黎，活跃着一批组织松散的武装暴徒，叫作“长裤汉”党（法语sans-culottes）。他们本是底层市民，革命开始后自发组织起来，自带枪、剑、长矛等武器，在政府的纵容和鼓励下，以革命的名义随意抓捕、拘禁、甚至杀人。后世各国共产党掌握的工人纠察队、文革时的红卫兵等，都仿造长裤汉党。

把穷人、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纠集起来，形成革命的暴力组织，这种做法的思想根源是卢梭理论。卢梭认为，人本来只想生存与自我保护，对身边人只有同情；但旧社会让人变坏，产生了为自己利益而伤害他人的私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这种私心，所以要打烂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套理论通俗易懂，政治感召力巨大。其直接推论就是，涉世未深的人，比如孩子、穷人、流氓等，参与社会程度低，受旧制度的影响少，所以内心更纯洁，是好人，有资格作革命者；而成功、富有、博学、位阶高的人，参与旧社会的程度深，所以私心多，是坏人，只能是革命的对象。文革时红卫兵就这么认为，三百多年前的法国长裤汉党也一样。

图12. 这是一幅历史名画，名曰“朗巴勒亲王妃之死”。朗巴勒亲王妃是法国皇宫女官，皇后闺蜜。原是意大利公主，嫁给法国皇子作亲王妃。她是法国最富的人之一。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她正在国外旅行。听说王后身处困境，她毅然回到法国，伴在王后身边。但后来她被武装暴徒“长裤汉”党监禁，于1792年9月被暴民刺死，头被砍下，插在长矛尖上游街示众。图画用突兀的全裸女体提醒人们世间固有的美、以及革命的野蛮和荒唐。

图13. 这两幅图描绘1792年 “九月屠杀”的核心事件。大革命开始后，暴民们不经正当程序，关押了大批神职人员和旧贵族，巴黎监狱人满为患。1792年 9月，普鲁士军队向巴黎挺进。革命政府预感危险，于是纵容暴民们冲进巴黎各大监狱，滥杀无辜。屠杀持续五天，主要发生在巴黎，其他城市也有波及。被杀人数在1,100到1,600之间，包括多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画中杀人者的形象又是长裤汉党。

图14. 这也是一幅历史名画，“1793年南特溺人事件”。南特城位于法国西部，当地民风保守，反对革命的老百姓众多。当时没有机关枪，政府军杀人杀不过来，就把他们困在一起放置船中，在河中央凿破船底，让船上人淹死。这样被处死的人，主要是神职人员，总数达数千。画中场景被革命者们称作“共和国婚礼”，其中裸体的男女是神父与修女。他们都对神起过誓要永远独身。政府军为了羞辱他们，就把他们脱光，面对面捆绑在一起，然后丢入水中淹死。画家不忍突破心里的文明底线，隐晦了这个不堪的场面。这幅画同样利用美丽的女性裸体，凸显革命的残忍。

图15. 旺代起义。旺代（Vendée）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社会风气传统，广大农民与教会感情深厚。巴黎革命政府强迫教会停止效忠教皇，引起民怨沸腾。1793年春，政府大规模征兵，旺代农民于是发起武装暴动，并恳请贵族退役军官们出面作头。最初起义军节节胜利，政府于是调来久经沙场的精锐部队，并明确命令对老百姓格杀勿论，无论妇婴老少。图画中左上为城镇巷战场面。左下政府军枪杀妇幼场景。右为一名政府军士兵正将婴儿摔入深井，婴儿的妈妈躺在众多尸体之中。旺代起义期间被杀的人数估计在十几万到几十万之间。当时法国总人口才两千多万，与现在上海人口差不多。旺代起义地区的老百姓几乎被杀光。此事件直到今天还争议不断，法国还做不到完全正视。很多人认为这是法国革命政府对法国人民进行的一场种族灭绝式屠杀。

实践暴露卢梭理论缺陷

人民完全控制政府，政府完全控制社会与人心，前者叫直接民主，后者叫人民专政，二者相加，人民才真的成为国家主人，这就是卢梭的民主理论。他认为，人性自私，权力中间人必然滥用权力以自肥，所以真民主必须采用直接民主，连英国代议制都不算真民主。

但是，当卢梭理论第一次被应用，人们马上发现直接民主不可行。法国大革命进入极端阶段，雅各宾派执政，不惜代价追求卢梭式绝对民主，却发现不但让全体法国人参与所有决策不现实，即使采用代议制，决策也太慢，无法应对快速变化的局势。于是他们成立十人左右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法语Comité de salut public，或译为“救国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委员会运作不久，罗伯斯庇尔就成为其中的实际领袖，经常一人决定国家重大事项。形势急迫的情况下，多人委员会还是太慢。

罗伯斯庇尔是历史上最好的演说家之一，才华横溢，自律严格，坚守道德准则，被公认是“不可被腐蚀的人”。他用最高尚和最理想化的语言颂扬民主，没理由怀疑他的真诚和对民主的热爱。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送上绞刑架，法国上下，包括他身边的每个人都看懂了，法兰西已变成他一个人的，他是真正的利维坦，独裁程度与可怕程度都远超被砍头的国王路易十六。随着革命的深入，每天上绞刑架的人早不限于贵族和神父。罗伯斯庇尔最亲密的革命同伴们开始一个个被打成反革命，然后判处绞刑。他身边还活着的人坐不住了，利用革命政府运作混乱，在1794年7月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他、并草草判他为反革命，迅速送上绞刑架。

图16. 左为大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在示威集会中慷慨陈词。右为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期间，政变军人冲入罗伯斯庇尔办公室，他自杀未遂，身受重伤，平卧在办公桌上。

罗伯斯庇尔终于死了。为避免独裁重演，革命政府组建5人最高执政小组，名曰“督政府”（法语Directoire）。但多人执政造成内斗不断，政权贪污腐化，决策不力，国家怨声载道。几年后拿破仑利用社会中广泛的不满情绪，靠阴谋政变上台，废止督政府制度，恢复基督教，自己称帝。法国大革命折腾十几年，杀了一个集权国王，死伤无数老百姓，最后迎来一位更集权的皇帝，但主权在民的思想也开始在社会中扎根。革命让法国由治变乱，拿破仑掌权后，法国由乱重回到治。

法国回到洛克式民主，远离卢梭

法国本是欧洲首善之区，其文明王朝始于公元496年克洛维一世接受基督教洗礼，在大革命前从没有间断过。大革命中的野蛮、残暴在法国千余年历史中前所未有，闻所未闻。这样的极端事件必然加剧社会意见分歧。法国主流社会总体否定大革命，强烈要求回归基督教传统和君主制，但肯定革命初期、温和民主路线时的理念，包括自由、平等、博爱，主权在民，以及当时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少数极左派热爱和怀念革命，觉得那是唯一的、底层不受传统权威控制、当家作主、为所欲为的机会。他们总结革命经验，希望有朝一日再大干一场。这类极左派暴民主要集中在巴黎下层市民中，但在底层市民里他们也非大多数。分散在欧洲各地的少数极左知识分子，包括中国推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这些革命群众鼓舞，为他们出谋划策。巴黎一直不成比例地左右法国政治。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底层暴民又不成比例地主导巴黎。

图17. 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法国历史简表

从1799年到1870年，法国总体走保守路线，实行君主制，经历了二个帝国和两个王朝。但每当社会出现危机时，巴黎的极左派就趁机闹革命，思想与行为方式都以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为蓝本，以“人民意志”为口号，反对基督教与君权，依靠底层暴民，拘禁和杀戮手无寸铁的神职人员和保守派同情者，掠夺私人财产等。这样的革命包括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意外失败，皇帝拿破仑三世退位，国家突然没了元首，陷入危机。法国政治家们组建法兰西第三共和政府，主流是保守派，本意是寻找新君王，共和制只是临时。同时，巴黎市内的极左派趁机又开始闹革命。他们购得重炮，占领巴黎，宣布成立巴黎公社。政府军将军进城收缴大炮，却被巴黎公社社员们杀害，于是矛盾激化。巴黎公社开始备战，收押市内神职人员作人质，后来撕票。政府军攻入城内，双方巷战，最后政府军杀了约一万名最顽强的抵抗者，也是法国极左派里的中坚。

政府努力寻找新国王，但在传统皇室里找不到合适人选，于是临时的第三共和国只得变成永久。巴黎公社大批积极分子被杀，活下来的出逃国外。政府军手段残忍，并不光彩。但客观上说，极左势力因此衰落，无力再闹街头革命，脆弱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才得以生存，直至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灭掉。第三共和国总体走英国路线，依赖基督教传统文化，搞循序渐进、而非革命，保护私人财产，政府责任与权力都有限，不在要求每个公民忘掉自我、全为政府着想，等等，因此国家总体保持和平稳定。虽然法国还是比英美左得多，但法国从此采纳洛克理论远多于卢梭理论。

图18，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 – 同年5月28日）。这是一幅照片，不是图画，显示了 1871年5月26日巴黎公社枪杀平民人质，被杀的人多为神职人员。

图19，巴黎公社最后场景。后世艺术家的雕像作品，讴歌在1871年5月27日和28日被政府军枪杀的革命者们。右下小照片里是临时政府首脑梯也尔（Adolphe Thiers 1797– 1877）。他命令军队清剿巴黎公社，后来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五 反思卢梭理论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1789年7月14日，愤怒群众攻占巴士底狱，成为事态发展转折点，历史意义重大。后来这天成为法国国庆日。巴士底狱是法国最著名的监狱，政治犯们历来关押于此。它之于法国类似于秦城监狱之于中国。老百姓反抗暴君，就把它当作进攻目标。但当牢房门都打开时，人们发现整个监狱只关押了7名犯人，其中4个伪造文书、一个杀人嫌疑、一个狂想病人、还有一个几十年前暗杀国王未遂。与此相对比，几年后雅各宾派执政时，实行恐怖统治。巴黎所有监狱人满为患，绝大多数是因为信仰基督教或支持旧制度的政治犯。革命政府判处其中1万6千多人上绞刑架，另外超过1万人莫名死在监狱里。

法国君主确实独裁，压制老百姓自由。卢梭就深受其害。法国曾把多部他的著作列为禁书，并因思想罪对他发出逮捕令，令他不得不出逃国外。他的经历并非特例。在绝对君主制下，老百姓没有现代人习以为常的自由。《政府论》开篇第一句话，“人生而自由，但目力所及，人无不戴着镣铐”，写出卢梭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现实中缺乏自由的叹息，几百年来让众多读者产生共鸣，并激励他们投身自由事业。但走卢梭路线的雅各宾政府却远比路易十六更专制，更残忍。这是民主事业的悲哀。这个结果隐藏理论的必然。

卢梭理论造就东方式专制

卢梭民主有两个要素，一是直接民主，二是政府控制政治与人心。前者难以实现，造成卢梭制度有天生专制倾向。如果政府故意，很容易做到弱化第一项，强化第二项，变成绝对专制。这时如果一人掌握了最高权力，它就是绝对独裁。革命者们曾试图避免独裁，所以组建委员会掌握最高权力。但各国各时代的人都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多人同时掌握最高权力不可行，会造成无序内斗、决策不力、效率低下等问题。法国大革命中期设立公共安全委员会，不久后变成罗伯斯庇尔一人独裁。大革命后期设五人督政府，后来也变成拿破仑一人独裁。中国搞了多年常委制，现在也正向习近平一人独裁回归。

卢梭制度下的一人独裁，远甚于西方传统君主独裁。在西方文化里，基督教掌管人的灵魂，君王只管世俗政治。君王的灵魂也受基督教掌管，同时他的权力覆盖与教会相关的世俗事务，所以君王和教会都没有绝对权力。在现实中，即使像路易十四那样的绝对君主，权力也受到多方限制，比如教皇对他的直接制衡、社会各界以基督教为依据对他的质疑与挑战等。

图20. 教皇加冕法国君王。左为法王查理七世（1403-1461）的加冕典礼。法王佩剑，但低头、双膝下跪，接受站立的教皇加冕，代表君权服从神。右图是拿破仑在1804年的加冕典礼。教皇坐着，但拿破仑站立，自行拿起皇冠，表达挑衅态度。皇后跪拜，表示敬神，与丈夫想法不同。即使拿破仑也远不能否定神权。但千年以来，中国皇帝或最高领导人都一人独大，凌驾于宗教与鬼神之上。

卢梭制度下的独裁者很像中国皇上。皇上既掌管政治，也掌管人的灵魂，虽然与基督教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灵魂的概念模糊。因为从来受一个权威管控，所以在国人思想里，政治与灵魂之间经常界限不清，比如古代皇上可以册封关公与妈祖，现代的庙宇和教会里挂主席像等。皇权独大造成中国社会呈现绝对金字塔型，而西方因为有君主和教会之间的制衡，权力结构呈网状。卢梭全面抛弃基督教，让政府既管政治又管人心，使得按他理论构建的社会变成金字塔状，类似传统中国社会；在卢梭体制下的最高掌权者，权力不亚于皇上。

卢梭强调人民与人民意志不可分离。他看得清楚，政府也是人，人都有自私本性。只有采用直接民主，人民不间断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政府身上，才能保证政府体现人民意志。但现实一次次证明，直接民主不可行，造成人民意志被虚化。中国皇上自称天子，为上天行使权力，但“上天”被虚化，皇上可以任意摆布其含义。类似地，在卢梭制度下，最高领导人名义上没有自我，只代表普遍意志，是人民公仆，为人民行使权力，但普遍意志很容易被虚化，含义可以被任意摆布。于是，最高领导人成了新皇上，普遍意志成了新的“上天”。

法国经历1789到1799十一年革命浩劫，看清卢梭思想的本质，于是改弦更张，回归基督教与君主制传统，从原点重启新的民主进程。这次他们按洛克思路，尊重基督教，搞渐进式政治改革。拿破仑执政时采用君主立宪。后来历届政府多次修改宪法，增加其中民主成分。在1848年第二共和国成立时加入男性普选。在1870年第三共和成立时基本实现稳定民主。这个过程大约花了70年。

法国很幸运，它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当发现走错路后，它可以落回原点，依赖基督教，重走民主之路。但中国没有类似传统。奉行马列主义几十年后人们却发现，领导人实质上还是皇上、社会还是专制。邓小平试图模糊意识形态，搞“摸石头过河”，但1989年民运后不可继续。江泽民执政时，国内曾讨论回归儒学，后来不了了之。与儒学相配的制度只可能是皇权独裁。从马列回归儒学将是从屎坑跳到尿坑，没什么意义。中国民主化的根本问题是人民没有基督教信仰，所以无法按洛克路线实现民主。

总之，中国的法家与儒家、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等，都认为社会只能在治与乱之间转换。洛克却说社会有第三种状态，就是洛克式民主。这些哲人都对。他们结论不同，只因面对的社会不同。在基督教新教出现后，现代民主才变成可能。新教也推动传统天主教发展。法国经过一个世纪的波折，成功建立民主，证明天主教社会进步后也可以跳出乱与治、实现民主。卢梭身在基督教社会，却抛弃基督教，试图用人民意志代替神的意志来实现民主。现实中，他的思想成功激发革命，却不能带来真民主，只把社会推回治与乱之间的两难境地。

六 中国选择阉割版卢梭思想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在走卢梭路线，却很少人谈起。晚清革命派的思想基于卢梭。辛亥革命就是仿效法国大革命。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卢梭理论的一种具体化，只是把其中的人民重新定义为无产阶级。列宁师从马克思，并吸收法国历次革命教训，所以列宁主义也采用卢梭的大框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路线都是列宁主义中国化。文化大革命试图复制法国大革命中的极端阶段。等等。1949年后中国教育只讲马列，不讲卢梭，因为不想让学生们知道卢梭对民主的强调。

中国版的卢梭路线严重缺失民主。一百多年来，各政治派别都没有得到人民直接授权，但都以人民意志为名义，谋取执政机会，然后利用政府强制手段推行自己的主张。历史上大陆全民参与的民主选举仅有两次。一是1912－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选举，全国人口40,680万，参加投票者4,293万人。二是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全国人口46,100万，仅收回2,000万张有效选票【4】。1949年之后的所有国家级选举都是演戏，不能算民主选举。在历任最高掌权者中，只有个别的经过小范围间接选举，其他没有经过选举。可见人民授权的严重缺失、不完全、或太不频繁。中国在采用卢梭思想时阉割了它，我们要看懂这个来龙去脉。

从卢梭到马列主义

法国大革命之后，巴黎的极左派们一直寻求机会重新革命。后来他们发动了1830年二月革命、1848年七月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等，但每次都很快失败。与他们相呼应，欧洲极左派知识分子探讨和发展卢梭理论，为未来革命做准备，马克思就是其中一位。他在1848年革命中崭露头角，发表《共产党宣言》，但并不受社会重视。巴黎公社爆发后，他非常兴奋，认为自己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生了。但是巴黎公社社员们并不重视他，甚至不知道他。而且大多数社员不支持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1883年他在孤独寂寞中死去。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他才被世界重新发现，变身为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马克思继承了卢梭框架，但加入“阶级”观念。卢梭把其理论建立在人的自然情感之上，称人与人之间的正面情感为“同情”，就是本能之爱，有亲疏之分。马克思强调一种亲疏，就是基于阶级的亲疏。阶级内部存在阶级感情，阶级之间存在阶级矛盾与仇恨。他认为阶级矛盾与仇恨不可调和，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卢梭重视人民，就是国家里的所有人，普遍意志是所有人的整体意志。而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仇视资产阶级。他只接受无产阶级为“人民”，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意志为人民的利益与意志。他的理想世界里只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全被消灭。卢梭强调直接民主，但马克思对选举不抱希望，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欺骗无产阶级的把戏。他推崇暴力革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极端时期对暴力的偏好。卢梭强调政府掌管一切，马克思翻译成无产阶级专政。总之，卢梭是思想巨擘，马克思是他的一个极端学生。

列宁在理论上的贡献是重新定义领袖、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他晚于卢梭约150年，晚于马克思约50年，有更多机会研究卢梭之后的历次革命。他在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中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理论，就是领袖最关键，政党要服从领袖，群众要跟随政党。卢梭认为革命的目的是民主，要把权力从君主一人转移到大众，所以领袖要听从人民意志。列宁把这个根本关系颠倒过来，把权力赋予领袖一人，政党是领袖的工具，人民是政党的工具。这是赤裸裸的一人一党独裁，彻底违反卢梭初衷。列宁借用卢梭的理论框架，把它变成独裁统治的工具。

图21. 卢梭理论与马列主义都与基督教不相容。苏联成立后，立刻开始对基督教大清洗。照片里是著名的基辅洞窟修道院。在正门上方，苏联政府建立匾额，“僧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腥敌人”。

图22. 左为斯大林下令在1931年炸毁俄罗斯最著名的教堂，莫斯科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右为被苏联秘密警察酷刑致死的基督徒，舌头被割掉。相较于法国大革命，苏联清除基督教的做法更有计划。既包括大规模的屠杀、抢掠、拘禁，也有深入的社会宣传、学校教育、和对可改造神职人员进行拉拢。时间跨度从1917年苏联刚成立，到1941年二战爆发。苏联捣毁或关闭了几乎所有教堂，只留下极少数作为对外宣传窗口，向世界展示苏联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据教会记录，仅在 1937和 1938两年里，就有168,300东正教牧师被捕，其中106,300被枪毙。苏联对基督教的迫害程度远超法国大革命，但留下的公开记录却很有限。苏联保密工作做得彻底。

中国经验

晚清时社会求变心切，政治领域曾有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之间的路线之争，前者基于洛克理论，后者基于卢梭理论。我在《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1】中以严复和胡适为例讲到，由于不理解基督教，在当时即使最先进的国人对这两套理论的逻辑基础、内部机理都理解得很肤浅，当然不可能看清它们将给民族带来什么样的未来。但很多人看懂了它们的政治含义和对个人前途的影响。前者代表渐进式改革，权利分配的格局不会大变；而后者代表全面革命，社会将重新洗牌。

支持君主立宪的著名人物包括康有为、梁启超、杨度、实业家张謇等。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主角是革命党，其中孙中山和黄兴最有名。义和团运动在1901年被扑灭后，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西化和进步之风劲吹。甚至在偏远落后的乡村，由于基督教会的深入，人们也开始接触现代文明。在社会大潮的推动下。慈溪于1905年宣布筹备君主立宪，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后多省成立立宪公会，中央与各地都开始讨论和准备立宪的具体事宜。立宪派势头看涨，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坚决反对，甚至对立宪派发动一系列暗杀攻击。

图23.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3国宪政，筹备君主立宪。上图为五大臣在英国伯明翰的一家火车制造厂。下左是他们在美国芝加哥。下右是被革命党炸坏的火车厢。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在北京正阳门车站试图暗杀五大臣未遂。行刺人叫吴樾，属于秘密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参与这次暗杀行动的名人还包括当时37岁的蔡元培和25岁的陈独秀。吴樾被当场炸死，五大臣中两人受轻伤。

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都是实现民主的可能道路，为什么革命党如此激烈地反对前者呢？具体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利益。革命可以让一名不文的人摇身变成王侯将相，也可以让暴民获得杀人、打人、整人的快感。对于很多人，包括孙中山，革命是个人飞黄腾达的唯一机会。如果君主立宪成功了，他们的希望就破灭了。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熟悉，革命党占上风，其领袖与接班人们主宰中国百余年，直至今天。而君主立宪派失势，被国人诋毁或淡忘。

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是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就是完全没有民主的卢梭主义。孙在1914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蒋的国民党、毛的共产党，都是党员必须忠诚于领袖的列宁式政党。卢梭早就指出，没了民主，当权者必然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违背普遍意志、伤害人民的公共利益。这些近现代革命领导人们坚称自己心中只有人民、国家、与民族，完全忘我，但纵观历史就发现，他们的实际行动都遵循功利主义，把自己的功名利禄放在最高位置。看清了卢梭揭示的这套逻辑，就不难理解看似纷繁的中国近现代史。

毛泽东不是理论家，但看得清现实。在他眼里，卢梭和马列的理论，以及法国或俄罗斯革命，其实与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思路与经验相通。西方革命者高喊平等、自由、人民等，与古代造反时的均贫富、等贵贱、“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口号一样，虽然虚实难辨，但重要的是鼓舞人心。革命领袖就是造反头目，主席就是皇上，政党就是功臣集团。卢梭要求领袖代表普遍意志，每个公民必须压制私心、在思想上完全服从普遍意志，其实就是儒家讲究的臣民忠于皇上。毛泽东把这套理解用于现实，非常行之有效。他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一个新朝代，与中国两千多年里的各个朝代本质一样。所以他一生钻研中国历代帝王驭民术，却也成了对马列主义理解最深刻的中国人。

七 总结：没有基督教，革命带不来民主

欧洲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却构想出一个没有基督教的理想社会。有迹象表明，他自己对此并不特别较真。《民约论》出版后不久，他在1764年被邀请为新独立的科西嘉岛设计宪法。科西嘉岛位于地中海，多次变换归属，这次独立后不久又被法国吞并。拿破仑就出生于此。在《科西嘉岛制宪意见书》【3】里，卢梭依然很极端，甚至建议政府剥夺40岁以上不结婚者的公民身份、禁止城镇之间用货币贸易，但特别提到不要触碰基督教堂对信徒们收的税，更没有要禁止基督教。卢梭的作为和他宣扬的原则之间经常有鸿沟。

但是后来的欧洲革命者们，包括罗伯斯庇尔、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却没条件像卢梭那样对基督教模棱两可。他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基督教与革命事业水火不容，所以在思想上和现实中毫不留情地攻击基督教。罗伯斯庇尔失败了，法国恢复了基督教，走上现代民主道路。列宁和斯大林成功了，血洗俄罗斯基督徒，才让苏联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

苏联把列宁主义送到中国。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发现，这套理论在中国实施起来比在西方更直截了当，所以更适合中国。西方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卢梭、马克思、和列宁描绘的、政府既管政治又管人心的绝对专制，西方人没见过，所以觉得他们的理论都是创新。但中国经历2,000多年的皇权，都是这种专制，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中国人对此有丰富经验，理解远超西方人。跟随这些理论的西方革命者必须首先打倒社会上强大的基督教影响才可能成功，但中国革命者没有这样的阻力，任务要容易得多。

遵照卢梭和马列思想得到的社会，其实就是东方式皇权专制社会。中国的先贤们早就指出，这样的社会只可能有两种状态。一是治世，就是社会得安宁，但政府保持利出一孔，并愚民、弱民等。二是乱世，内战或内乱频发，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保障。洛克有真知灼见，基督信仰让民众有自治能力，不依赖掌权者，所以可以与掌权者平等协商。这就是现代民主的核心意义。中国人没有这种信仰，没能力自治，必须接受被奴役。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几千万人流血牺牲，希望推进中国民主，却看不到进步，目前民主程度远不如北洋时期，人民自由度甚至比晚清还差的原因。

有个广泛流传的想法，假如蒋介石统治中国，或蒋经国回到大陆，中国就可能民主化了。这是不对的。国民党思维也局限于列宁主义或卢梭主义，统治手段比共产党软一些，但大同小异。如果中国没有基督教化、没有外界强大力量介入，任何人做领袖都无法实现民主。卢梭路线就像是铁轨，统治者就像是火车司机，火车司机再有能耐，也不能改变铁轨的大方向。蒋经国治下的台湾实现民主，其决定因素是美国。美国用它强大的国家力量撬动了台湾发展的轨道，蒋经国只是顺着美国定下的轨道向前跑而已。

目前中国正经历与西方脱钩，未来中国将大概率长期与西方对峙，这让中国基督教化变得更重要。无论在晚清、民国、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中国现代化都得到西方帮助，包括在政治领域。但在对峙状态下，西方继续大力帮助中国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中国自主发展民主的能力变得更重要。基督教化了，中国不一定马上变成民主。但没有基督教，中国就不可能自主实现现代民主，即使再过一百年、再发生几次辛亥革命或天安门民主运动也不行。

年轻时读鲁迅、伯杨等对国人的批评，我觉得他们目光敏锐，语言犀利。但年长后意识到他们的缺欠。写文章的人批评社会，目的是帮助社会变好。但他们只批评国人的缺点，却没有为国人指明出路。他们看到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相对落后，心里着急，大声疾呼。但他们不理解基督教，因此没看懂东西方差距的深层原因。我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基督教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基础作用。

2022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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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骆远志，2022，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https://lyz.com/democracy-jesus/
2. REGENT UNIVERSITY, 20200803, Preserving a Constitution Designed for a Moral and Religious People, https://ccta.regent.edu/2020/08/03/preserving-a-constitution-designed-for-a-moral-and-religious-people/
3. Jean-Jacques Rousseau,1765, Constitutional Project For Corsica, 《科西嘉岛制宪意见书》， https://constitution.org/2-Authors/jjr/corsica.htm  
4. 维基百科，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https://zh.m.wikipedia.org/zh-cn/1947年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
5. Paul D’Amato,Marxists and Elections,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August-September 2000, https://isreview.org/issue/13/marxists-and-elections/index.html
6. 夏白鸽，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美国民主，出自《隐藏的宫廷档案》，https://ishare.ifeng.com/c/s/7uwvi0O98Tc
7. Carl Chinn, 20140913,Birmingham and China’s trade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mid-1800s, BirminghamLive News, https://www.birminghammail.co.uk/news/nostalgia/birmingham-chinas-trade-relationship-during-7773966
8. The Cold War, 20211127, How the USSR Handled Christianity and Islam, https://youtu.be/2mY0y6wnoEE
9. TimeGhost History, 20210407, Vladimir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ar On Religion | B2W: ZEITGEIST! I E.15 – Spring 1922, https://youtu.be/0GBpPEKxcM4
10. DomusPatris,20121114, Persecuted Church – Soviet Attack against the Churches, https://youtu.be/uEftJc31ZB4
11. Alexander N. Yakovlev (2002). A Century of Violence in Soviet Rus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165. ISBN 0300103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