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学同学谈心路历程:肖建华、六四、善与恶、和信仰

这几天同学群里热议肖建华出事。1989年六四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积极为当时很不受欢迎的政府做事,后来被重点奖赏。媒体披露他在香港为国内大贪官们管理投资,发了财。肖是我们的同龄人,所以我们有条件深层次理解他的经历,比如他六四时面对的抉择。我自己在当时和后来的人生中,也曾经遇到类似的局面:一种选择隐含着巨大的个人利益,如在体制内的前途或个人财富,但同时也意味着会伤害别人或大众利益,虽然被伤害的人可能与自己关系疏远、或在距离自己很遥远的地方、或伤害发生在远离现在的未来;而另一种选择对世人有长远的好处,但自己将失去出人头地的机会,只能过平凡的一生,面对平常人的艰辛。

六四时我大学四年级,也是学生干部,已经成熟到足以看清眼前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人在关键时刻,头脑经常会特别清楚。我那时第一次感到心中冥冥的一个声音,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同时它也展示给我,那对的会不利于我个人,但那有利于我的却是邪恶的。那个声音的源头不是我自己的头脑,它不属于我。当时朋友间频繁交流。很多人也听到类似的心声,虽然多数人没有深究。这么多人都感受到它,表明它真实存在。而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那个心声的根本意思却都是一致的,都是向善和为公义,表明我们各自听到的,本质上是同一个声音。我当时思考很多。我越想,那个声音就越清晰,使我感到如果违背它,我日后将会永远自责和后悔,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折服并听从它,虽然我那时还不知道用什么名字称呼它,也不知道怎样对别人描述它对我的作用。

六四过后,形势大变,政府开始“秋后算账”,朋友四散。我经历了预料之中的波折,原来的人生计划被粉碎,内心陷入孤寂。当时开展“人人过关”运动,声势一浪接一浪。身边的人们都在“自我检讨”,“对党和政府表忠心”。他们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变了脸,变了心。而由于听从了那个“声音”,我不再可能与他们为伍。我的内心变得异常孤独,孤独到犹如进入了无人之境。在那段时间里,那个“声音”是我内心唯一的伙伴、唯一的指引,所以我有了强烈的愿望去了解它。我开始探寻:这个“声音”是什么?在我和朋友们的小圈子之外,它普遍存在吗?我已经听从了它,它将带我到哪里去?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而为什么我对它一无所知?为什么我身边那么多极端聪明和博学的人都从来没有谈论过它?我大学毕业了,自诩读了很多书、也喜欢思考,但为什么漏掉了这么重要的它?经过一段艰辛和焦急的求索,我逐渐懂得,这个“声音”就是基督教讲的“神”。

所谓“信神的人”,就是在重大问题上坚信心中这个“声音”的人;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理解这个声音并跟随它的人。所以我觉得自己在六四运动中开始信神,即使那时我还不知道心中的那个“声音”就是神。神,重在他的精神,不在他的名字。

所谓“人人有罪”,就是世界上所有人,包括那些竭尽全力忠于神的人,也不能做到完美地理解和跟随它。

所谓“邪恶的人”,就是在重大问题上,即使听到这个声音,还要违逆它。他们这样做,经常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如肖建华之辈。

所谓“不信神的一般人”,是那些听到了神的声音,知道它是对的,也感觉自己应该跟随它,但态度不坚定。他们不把神的指引当作大事;对神的声音,有时听从,有时不听从。

所谓“善与恶的决斗”,最关键的战场在每个人的心里。当一个人被私利诱惑,淡忘了自己对正义的责任,“善”就在这一场战斗中输给了“恶”。

信神的人,发现自己犯错后,会恳切地忏悔,把自己以前的错变成未来行善的动力。不信神的常人,把自己心中听到的神的声音称为“良心”。相对于信神的人的坚定,“良心”这个词隐含着不信的人“听到它时的不重视”,和听到后“我可能跟从它,也可能不跟从听它”的含糊。即使竭尽全力地理解和跟随神,人还经常犯错,何况当人对神无所谓、摇摆不定时呢?有信仰的人对待良知,就像聪慧孝顺的儿子对待睿智和仁爱的父亲一样,充满敬畏和顺从。而不信神的人对待良心,如同国内乱串马路的人对待维护秩序的老太太,态度淡漠轻呷。

肖建华靠六四中作恶而平步青云,而六四中跟随良知、勇敢地支持公义的人,运气好的或滞留海外、或隐迹于市井;而那些不幸的,则身陷囹圄、或已经埋入黄土。现实再次冷酷地表明,在不崇尚神的社会里,跟随良知的人经常遭受磨难。历史上教徒受难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什么千百年来还有那么多人坚信神呢?根本原因就是,那个在你心里说真话的声音,有不可磨灭的、跨越人种和时空的感召力!一个人选择听从它后,换来的内心和平和无声的欢喜,太诱人。而违逆它后,引起的精神迷茫和恒久的内心折磨,太痛苦!

从国家兴衰的角度,没有信仰的民族,就是其中的大多数人轻视良知。在这样的环境里,公义因为缺少人们的支持而变得弱小可欺,被那些不时出现的、为各种人欲而疯狂的狠角色践踏。睁眼看中国历史和现实,那些追求权力和私欲而不顾老百姓生命、财产和福祉的弄潮儿们,如秦始皇、毛泽东等,他们的心志是多么坚定和冷酷!他的手段是多么机巧和残暴!当好人维护公义时的勇气和意志,比不过坏人追求私利时的大胆和残忍,公义就会败下阵来。邪恶的人就会登上高位,正直的人就会被排挤。这样的民族就衰弱。

中华主流思想远离公义已经很久了。远古传说中确有神农、大禹等舍己为公的领袖。但自秦汉到今天,国家实行绝对独裁制度,“强君弱民”的思想和治术日臻完善和极端。帝王或执政党被定义为“神圣”,又垄断关键的权和利。而他们只是有私欲的凡人,就利用神圣的地位,把自己一家一党之“私”装扮成天下之“公”,以蛊惑人心。以这样错乱的思想和制度为标准,少数所谓“内心修养高、一心为公”的人如关羽、岳飞、曾国藩、周恩来等,实际上只是维护了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利,而非全民族的公义。大多数的一般人追求小我的利益,但因为社会制度是“利出一孔”,“逐利”使他们事实上迎合着独霸社会资源的当权者。于是几乎所有中国人或有意、或无意地都成了假公济私的当权恶势力的帮凶。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力量被用在维护一小撮人的私利,整个民族真正的公利和公义自然被忽视,中华民族也因此种瓜得瓜。中国的帝王和执政党经常是世界上权力最大、最有钱的人。而中国人作为整体,经常是世界上最没有权力、最穷的人群之一。中华文明虽然起点高,但近两千多年来进步相对慢,这就是根本原因之一。

六四的后期,学生明确地要民主—-国家的权力回归全体国民;而邓也明确地讲,中国的江山就是权贵的(参见邓对在京军以上干部讲话)。面对正邪分明,大多数中国人或因为内心的软弱无知、或因为恶势力的淫威,选择了沉默和忘记。于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公平、正义”自然就被践踏,而“一党之私、几个家族之私、附势趋炎”当然就升腾。像肖建华那样的,圆滑和精巧地为恶势力谋财而伤害大众利益的人,当然就充斥社会的各个重要位子。而中正为公的人,当然就被挤压出社会精英阶层。更年轻的人,满眼看到的都是卑鄙奸猾之徒获得成功,当然就照模学样。如此违逆公义的民族,即使外表光鲜,也难隐败絮其中。今日的中国,容不下内心有良知的人,正直的人也不愿意居留。这样的国家,未来之路怎能不坎坷!

二零一七年二月九日 于美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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