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和雪梅一起散步，我们谈到刚过去的美国中期选举、孩子们和我们自己的未来等，然后话题落到信仰问题。她问我，最开始你怎么想到信神和去教堂？我们相识时，我已经每星期去教堂。大约在认识她半年后，我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她心目中，我们这代人成长环境都相像，从小对神完全无知。她想理解我如何突破无神论、转变成信徒。我向她慢慢解释，于是整理出当年的几件关键小事。

在信神之前，我没遇见过任何基督徒，甚至不认识任何有鲜明宗教信仰的人，包括家人、亲戚、老师、同学、朋友、和父母的社交圈。我也没读过《圣经》，没进过教堂。在六四运动期间，我多次面对大是大非，在心里遇见神，听到神的命令，并听从。或更仔细地讲，我多次领悟到神，并非以明确的语言或文字形式，而是多维度的场景与情感。我内心经验鲜明，但找不到贴切语言向他人描述，也不知道那就是基督教的神。

我茫然不知所措，试探性地对朋友和旁人透露只言片语，希望获得共鸣、帮我解惑。有人随口说你经历的就是良心。我本没想到“良心”二字，听到后立刻理解对方为什么那么想。我心里冒出想法，让我为大众做好事，当然就是良心。但“良心”不贴合我的内心经验，因为良心必有主人，那个主人就是我；良心其实代表“我的良心”，属于我。但我遇见的那东西命令我、我听从祂，代表祂独立于我、高于我、不属于我。说“我属于祂”还差不多。

也有人说那就是真理，但我觉得“真理”也不贴切。因为真理是一种“理”，代表道理、逻辑判断、哲学原则等，具有普遍性，且没有生命。真理适用于一般情况，而非针对具体某个人或场合。但我在心里遇见的那个祂与我单独对话，下达的命令都是关于我面对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选择。当时我笼统地感觉，祂应该与良心和真理有关，但不仅仅是良心或真理，应该更深刻、更丰富。在运动后期和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琢磨、探寻祂。因为看不清祂是什么，我内心混沌、彷徨。

以实验课老师为鉴

我读本科时有位中年老师，教过我一门实验课，我至今不熟悉他，只知道他大概情况。他是上海本地或周边郊县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做过知青，在文革期间读大学，属于工农兵大学生。文革后，工农兵大学生都被视为业务水平有限，所以他只能靠教实验课混饭吃，在学校里存在感较低，既没评上高级职称，也没获得行政职务提拔。他身上没什么知识分子的书呆子气，但社会阅历丰富，深谙社会里各种实用的生存之道。

六四期间著名的戒严令发布于1989年5月20日，立刻遭到全社会激烈反对，学生运动再掀高潮。上海各高校学生发起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交大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在那段时间里，徐汇校园每天人头攒动，旌旗招展。大约在5月25日前后，我路过一号宿舍楼大门前，远远看到那位实验课老师兴冲冲走到学运捐款箱前，往里面投了一张大票子，然后逐一与看管捐款箱的同学握手，再拍拍他们肩膀，竖起大拇指等，表达赞许和支持。这在当时是个非常普通的场景，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我可能早就忘记了。

图1. 图画出自ChatGPT，细节不完全精准，只表达大意。

一个多星期后，6月3日和4日，天安门广场开枪，标志严酷镇压开始，学生运动的高潮结束。又过约一个星期，中央在6月9日宣布邓小平会见在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全国上下密切关注。大家都懂这条新闻的意义，邓小平集团在对全国宣告，最高层已和平完成利益瓜分，从此将合力对付你们，你们赶快投降吧！但大多数人还不愿马上屈服，因为相信六四运动特殊，是建国后唯一民间主导的政治运动，就为反对北京最高层。你们一小撮完成内部协调，但你们整体处于危机；如果人民团结起来，可以感动军队官兵，一同将你们赶下台。后来苏联和东欧巨变，就是走这条道路。那些国家的军队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推翻了共产党最高层的统治。

图2. 当时新闻照片与相关报道。会见中将星烈烈，高官云集，邓小平被众星捧月。

就在新闻报道后的那一两天里，学校里绝大多数官方职能依然瘫痪，老师和学生们议论纷纷，经常凑在一起讨论时局。我去系办公大楼，走过凌乱空荡的走廊，赫然发现一间会议室的门半开着，数位老师正襟危坐，在一本正经地进行政治学习。在那个时期，这个场景显得尤为突兀。我从他们门前路过，正好撞见那位实验课老师在发言，声音洪亮，字正腔圆，和他上课时的语气、语调都类似。听到他只言片语，我立刻懂得他的意思， “……这是一场动乱……坚决支持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那时我们系的党委书记、系主任、和骨干教授们都60岁左右，与我父母同属一代人。他们经历无数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尤其文革。按流行说法，他们政治嗅觉极端敏感。但我观察后觉得，他们并不比我们这代人更敏感，只不过他们经历的苦难让他们比我们更畏惧暴力与权力、更愿意屈服。他们都是制度的幸存者；比他们更勇敢、不那么愿意屈服的人，早已被淘汰出局，甚至被肉体消灭了。我们认为即使邓小平统一了军权，也不代表民主运动必然失败；但他们认为最高层完成协调就代表大局已定，民主运动大势已去、全结束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系党委抢时间组织教职员工政治学习，就是害怕在表忠心上落后于人，希望避免未来被上面追究、秋后算账。我努力看懂老师们，理解他们，不认同他们，但也不想批评指责他们。

图3. AI帮助复原我之所见，细节不可能完全准确，但反映当时大概情况。画面中面对门、正在发言的人就是前文中曾主动为学生捐钱的实验课老师。无神唯物者没心。他们的支持、誓言、真诚、爱、友谊、盟约等，在真需要兑现时都靠不住，都是假的。

我走过会议室门前，历时只有几秒钟。但实验课老师侃侃而谈的画面，一下子促发了我的灵感，帮我解决了内心深处一个关键问题。在六四运动中，我主动选择加入学生组织，葬送自己在体制内的前途，并非因为我年轻、一时糊涂、看不懂可能的严重后果，也不因为我被别人误导、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全因为我在心里遇到神，听从了祂的命令。即我选择“相信”祂的道德判断为真、祂对我的指令符合公义。运动后期我陷入反思。人处于惊涛骇浪的局势之中，头脑可以异常高效敏捷。我思考得很广很深，最后归结到一个根本问题。祂对我是个全新的东西，我还不知道祂到底是什么。但我已发现“我相信祂”这件事只关于我与祂，全发生在我心里，完全没涉及现实。我没考虑现实，我对祂的信任缺乏现实依据，于是我忐忑不安。

到那时为止，我的教育背景和家庭背景都是理工科。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上下都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被科学与唯物的文化环境包围，二者都视现实为王，认为只有现实才算真实，凡存于头脑里的东西都次要，凡只存于头脑里的东西都荒谬。而我只在头脑里遇见祂，祂难道不就是个幻影、或幻梦吗？我因祂离经叛道、自毁前程，是否明显愚昧和不成熟？我回答不出，暗自心虚。

实验课老师发言的那一幕激发我串起一系列思维。他两星期前还自愿地、真诚地支持学生运动，为什么现在突然转向、支持邓小平武力镇压学生？原因非常简单直白。他相信邓掌握的军力压倒一切。与之相比，学生要求的民主自由、他自己心目中的正义、对错等，都弱到不值一提。但他没见过邓小平，或那些将军们；他也从没参过军，没经历过战争；他并不知道军力到底如何影响政治。他一辈子都呆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很可能从没去过北京。我每次从上海回吉林都路过北京，在北京我也有家人和朋友；他对北京的了解还不如年纪轻轻的我。他迅速和坚决地抛弃学生、屈从于远在北京的邓小平和那些将军们，只因他选择“相信”邓掌握了军权、军权控制政治。他的这份“相信”并没有坚实可信的现实依据。

我一下子意识到，在现实里所有人的所有选择都是，也只能是，终极基于只存于头脑里的“相信”，没有充分的现实证据。当时我直觉悟出这个道理，多年后才读到巴门尼德说的，现实里没有真理；即现实没那么强大，无力告诉人某个观念肯定为真。波普尔换个角度，说了同一个道理。现实可能告诉人某个观念为假，但永远无力告诉人它必是真。人理性做决策，必然基于某些观念、相信它们为真。这份“相信”不可能完全基于现实。实验课老师相信邓小平手中的军力强大无比，并没有充分的现实证据，也永不可能有那样的证据。他的选择、以及所有人在现实中的选择，本质只是概率决策。后来邓小平赢了，实验课老师显得很聪明。但如果1989年的中国人像1991年的苏联人或东欧人那样坚定和团结，邓小平集团就会输，实验课老师那样的人就会被万众唾弃，就显得没那么聪明了。

实验课老师很典型，就是当代主流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也是精明上海人、以及精明中国人的写照。他的政治表演是我本来有机会做、但主动放弃的选项。我自我怀疑，就是疑问是否他那样的人才真聪明？我与他们不同，是否代表我愚笨？我纠结的焦点是，他们专注现实，而我跳脱了现实、追随现实之外的祂。我究竟是高尚，还是智不如人？现在我意识到所有人，包括在混社会方面成熟老练的中年教师，也都跟随各自心中的、没有现实依据的“相信”。于是我意识到自己正常、他们才愚昧，因为我有自知之明，他们没有。我听从心中的祂，我知道我听从了祂、祂不属于现实；而他们唯物、信奉现实，却不知道自己相信的东西不基于现实。另外，他们追求最大化广义利益，而我在明知大概率后果的情况下不计自己前途，我从没因此后悔或纠结过。当时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自由、富强、人民幸福等，相互关联，本质是一回事。我愿意为之牺牲自己的利益。很多年轻人都有为伟大目标而牺牲的天性，我也有。

在沐恩堂发现基督教

我不再觉得跟随心中的祂有错。但祂是什么呢？我依然不知道，于是开始寻找。我从没明确计划过，只是不时自动陷入沉思，等待祂在心中再现，并反复重温遇见祂的过程。这个情况有点像暗恋女生，从没计划暗恋谁，但情不自禁追寻那人的踪迹，她的身影也会不时窜入内心，躲也躲不掉。我开始扫描各种学说，但从一开始就对儒家没兴趣。因为学生运动就是反专制独裁，而现行专制体系的关键部分就基于儒家思想。我心中的祂让我参加学运、反对现行制度，祂当然不可能来自儒家。我也曾寄希望于佛教，但不久后发觉它不对头。佛教让严肃追求它的人剃发为僧，远离世事；但祂命令我参加学运，介入世事。

到那时为止，我还未接触过基督教或基督徒，也没读过《圣经》。我读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是中文版，其中删除了关于基督教的深入讨论。即使有些残余基督教内容，那时的我也读不懂。我甚至对基督教有一些抵触，因为我听说交大校园里有些外教秘密传教，一些想出国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与他们接触，假装听传教，实质希望获得他们好感，让他们帮助自己出国等。还有一些交大同学，在圣诞节、复活节等基督教节日里跑到徐家汇的天主教堂里凑热闹，觉得自己很洋气、很时髦。这批人虚伪好笑，我不想与他们为伍。

六四后我一边接受调查，一边陷入深度冥想；头脑很清晰，但生活浑浑噩噩、甚至可说暗无天日。我经常疯狂散步，就是漫无目的、毫无时间概念地狂走，头脑里想着心事，完全忽视身边世界。我已不记得具体时间，现在算下来可能是1989年秋天的一个周末，记忆中的画面是个晴朗的大白天，我应该已从交大校园出走了大半天。我正在低头走路，突然间脚下被一块牌子挡住，上面写着“查经班”和一个大箭头，指向旁边一幢雄伟的教堂，就是上海著名的“沐恩堂”。我望过去，教堂的院门和房门都大开着，于是就走进去。行人中有一两个人看到我进去，也尾随我一起进去了。他们每人手里拎着数个百货公司的塑料袋，袋子又大又鼓。

图4. AI帮助复原我之所见，细节不完全准确，只反映大概情况。

教堂内部空旷宏大，让人肃然起敬。一位老牧师坐在远端最前方，几位老太太坐在他面前，一字排开。牧师单调、无力的声音在教堂里回响，与我同时进来的那几位路人默默观摩了几分钟，然后都转身悄悄离开了，只剩我一个。我在身边找个位子坐下，不久后牧师注意到我，招手示意，让我坐到前排来。我落座后，他推给我一本《圣经》，指给我看正在讨论的段落。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翻开《圣经》。当时我还不太懂上海话，但听得出来牧师讲的话不是，就想当然以为那是上海郊县方言。我一句也听不懂，只好自己阅读《圣经》。好在他讲得很慢，一个小段落至少讲10分钟，留给我充裕的时间逐字逐句地读。我发现我马上能理解《圣经》的话，经常不但理解其中意思，而且理解这些话的初衷。因为我平时就想这类问题，而且已经想了很多年。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圣经》亲切，可谓一见如故。后来与朋友谈心得，我说我可能早就是基督徒，只是以前从没机会接触到《圣经》或教堂。

图5. AI帮助复原我之所见，细节不完全准确，只反映大概情况。

从此我定期去教堂，参加查经班和周末礼拜。查经班，即研读《圣经》学习班，形式类似政治学习。大概共产党的政治学习制度就是从基督教学来的。但我对《圣经》的理解几乎完全源于阅读，来自牧师或教友的帮助和启发极少、近乎无。那个查经班的成员都是教育程度很低的老太太。她们说话我完全听不懂，我说话她们也听不懂。记忆里我没能与她们中任何一人正常交流过。后来我才得知她们与牧师说的都是潮州话。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在上海教堂里有一批人坚持使用闽南、粤东的潮州话。那位老牧师当时大约七八十岁，看上去老实诚恳，但眼里透露一团死寂，藏着对社会和生活的绝望。他曾在课间用口音很重的上海话讲述历史，谈到文革期间教堂被关闭，只在改革开放后，因为大批外国人来到上海，政府为撑面子才恢复了几座由西方人创建的大教堂，沐恩堂名列其中。刚恢复时期，教堂门口便衣警察和国安人员密布，暗中监视进出人员。在教堂关闭的十几年里，他受到严重迫害，生活难以为继。我很同情他。但他讲经照本宣科，有气无力，再加上语言障碍，我从没能从他口中获得一丝灵性上的启发。

我还结识了一批青年教友，总共只有7、8个，都是很好的普通人，对我也友好。后来我认识雪梅，还带她参加过教友们的活动。但在礼拜和查经时，他们都一言不发，就像一群课堂里的中学生。到了休息时，他们则热烈讨论生活琐事，互相拉关系交朋友，也类似一群课间休息的中学生。他们中有两三位来自上海市区，读过大学或中专，因为祖父祖母辈信教，要求他们也必须信教。另外几位来自安徽、浙江、上海远郊等地，在上海市区打工，没受过高等教育，毫不遮掩地说加入教会就为融入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排外，教会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容易融入的地方。所有这些教友都将教会看作社交场所，希望在教会里拓展朋友圈，助力自己的事业或生活等。我几乎没听到他们在私下里谈论过任何对神的领悟或心得，所以我在他们中间继续孤独，只能在《圣经》中寻找共鸣。

与摩西共鸣

那时期我读到《旧约•出埃及》中摩西遇见神的故事。摩西在旷野中牧羊，看到一簇荆棘在燃烧，又听见荆棘中传来神的声音。他听从召唤，于是神与他对话。期间神说，“以色列人的呼求传到我耳中，我也看到了埃及人怎样压迫他们。现在去吧，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带领我的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摩西说我是谁呀，哪儿有那么大本事？神让他别害怕，说道，“我必与你同在”。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与我遇见神的情景相似。我也是在平常生活中听到神的声音，与神对话，听从神召唤。神发给我命令，让我为公义而牺牲自己利益。我虽然畏惧，但甘愿听从。事后我曾忐忑和怀疑，但现在回首我发现，神一直看顾着我。

图6. 借助AI再现《出埃及》第3章中摩西遇见神的场景。在人与人交流中，现实场景最简单可信；但对于每个人自己，内心感悟最直接和真实。我清晰记得遇见神的心路历程，而相关现实场景已在我记忆里变得模糊。

我当年心态与摩西有个明显不同。我理所当然地觉得，现实与内心之间存在一条鸿沟，二者相互隔断、泾渭分明。而在摩西的叙述中，现实与内心紧密相连，属于同一个整体。现代人大多与我类似，潜意识里将现实与内心视为两个分离的世界。这个思维定势的源头是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在他之前，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古人都觉得世界为一体，人与神都存于其中，活动范围重叠，现实与人的内心水乳交融。所以摩西记述他遇见神的故事，既包含现实环境、也包括内心活动，两方面交互影响。笛卡尔因应现代科学的崛起，将世界分成身体与头脑两部分，也就是物质与意识、或现实与内心，二者界限分明。在他之后，几乎所有思想家，包括国人熟悉的马克思和爱因斯坦，都采用这套二分法。一般人被潜移默化，包括我自己。我在六四运动中遇见神，但从一开始我就割裂了现实与内心，重视神对我内心的冲击，没重视遇见神时的现实场景，造成我现在相关记忆模糊。

神禁得起任何怀疑

人在中国的中国人，被中国知识分子包围，信神之后被怀疑和自我怀疑，大概永无终结。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绝对的无神唯物论，没人严肃挑战。即使政治反对派们，包括六四运动中的自由民主派，要么糊涂没主张、要么也信奉马克思唯物主义。大环境如此，小环境也一样。教会之外，我身边没有基督徒。所以皈依耶稣之后，我面对的最深层问题就是怀疑，既包括被熟悉的人怀疑、也包括自我怀疑。朋友们知道我信神后，对待我类似对待刚失恋的人，主动躲避相关话题。我希望与他们分享心得，帮他们认识神，或至少促使他们认真审视信仰问题。但他们把我信神这件事当作我情绪不稳定的证据，认为我在六四运动中陷得太深，运动失败后希望破灭，才遁入教会之门。也许我能力不足，我信神并没带动他们中任何一位正视基督教，只造成他们为我可惜，感叹我原本挺正常，运动中受到刺激，误入了歧途。当年他们不好意思明说，大概不想伤害我“受伤的灵魂”。几十年后我再与他们谈起基督教，其中一位脱口而出，“我们中没人在乎你的神！”另一位则说，“你别再谈基督教了，我们已经给你面子了，再说就让人烦了”。

信神让我与众不同；真正的与众不同并不招人喜欢，只会为人带来孤独，让人如陷枯井；而长期孤独促使人向内看，自我审视，包括自我怀疑。我常自问，那么多人参加六四运动，难道只有我在心里遇见神？我凭什么认为自己如此特别？也许别人也有类似内心经历，但都不认为自己遇见了神，为什么只有我如此坚信那是神？是否我走火入魔，产生幻觉和幻想而不自知？都说旁观者明，也许朋友们说的对，六四对我冲击太大，造成我发疯，而我自己看不清？信神之后我完全孤立，身边没有任何信仰上的同路人。我没有可就此深入交流的人，也没有熟悉的人作借鉴，自我怀疑的念头不时涌现。这么多年下来我逐渐认清，如果谁认真思考信仰问题，他必然经历自我怀疑。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自我怀疑不可避免。

基督徒必须入世、爱人，即使身处无神论社会，即使周围人都不信神，即使遭遇敌视、误解、和怀疑。入世和爱人也帮助我摆脱外界怀疑。六四后我被排挤出原专业、人生脱轨。于是我积极谋划，另辟职业蹊径，以实现重返社会。之后我筹建家庭，出国留学，争取经济独立、思想自主等。信奉无神唯物论的国人都看重现实成功，我在全面和激烈的现实竞争中不输人，他们自然高看我一点，不再怀疑我受刺激了、或发疯了。但别人的眼光只是外在，更重要的发于内心。几十年来我一遍遍反思，从不同角度审视信仰、以及自己遇见神的过程，认定那段内心经历在我头脑里清晰明确、不可否认。后来我读到笛卡尔的真理标准：凡我清晰明确(clearly and distinctly)领会到的东西，必为真。根据这个标准，他获得第一条真理，我思故我在，闻名天下。但他接下来的第二条真理也很有名，且对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至关重要，在中国却少有人知。那就是他清晰明确地领会到神，所以他认定神存在。我读到这里，觉得在彷徨中终于找到知音。笛卡尔的核心精神就是怀疑一切，包括怀疑自己和怀疑神。但他基于这种极端的怀疑精神，最终却在更深层次上重新发现神，并构建起一套颠覆性的理性神学，认为神绝不欺骗人、神是现代哲学与科学成立的终极担保者。有笛卡尔这样的榜样，我的自信心大增，对神的信心也更坚定。笛卡尔用一生的思考向世人证明，基督教的神禁得起人最极端的怀疑。

图7. 世界名画《冥想中的哲学家》，作者是伟大的荷兰画家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 1606-1669)，创作于1632年，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在后世西方文化界，这幅画常被视为笛卡尔哲学最贴切的视觉表达。画面左侧，阳光温暖柔美，穿透黑暗，象征神的恩典与启示，沐浴着冥想中的哲学家。画面中央的楼梯螺旋上升，象征人生与现实百转千回，但终究向上升腾，接近神。

伦勃朗这幅画问世早于笛卡尔的主要著作，二者都体现基督教改革运动带来的新观念，即人要向内看，在孤独而清醒的心灵深处寻求真理与神。人都有闭上双眼、怀疑一切的自由，包括怀疑神。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哲学家。这幅画里的情景适用于每个人，伦勃朗的本意也不是画职业哲学家。但哲学家里也分蹩脚的、和通透的。前者一直闭着眼睛，所以一直怀疑神；而后者选择睁开心中的智慧之眼，就发现自己身处神的恩典之中，包括承载源自神的理性能力。对于人与世界，神就像阳光，不可或缺，也无可辩驳。

202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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